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正在进行。有学者认为，停火谈判仍面临多方面挑战。与此同时，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仍在持续。
祖海尔·埃尔·亨戴（Zuhair El Henday）于1995年首次从巴勒斯坦来到澳大利亚求学，他在澳大利亚已经生活超过30年，并于2003年宣誓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现年48岁的他拥有超过十个大学文凭，并持有飞行员执照。
他在当地一家医院担任心理健康工作者，同时运营着自己的农场，与妻子和四个孩子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是，来自加沙的消息一直困扰着他。
去年11月，他的妹妹卢布娜、她的丈夫、两个儿子和侄子在以色列对加沙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他的三个侄女，分别为25岁、21岁和18岁，在这次袭击中幸存下来，其中一位还怀有身孕。
自战争开始以来，祖海尔一直试图为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30多位身在加沙的亲人申请澳大利亚旅游签证，但所有申请均未获批。
身为巴勒斯坦裔澳大利亚人的祖海尔表示，政府让他失望了：“我已经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公民，我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贡献，为社会做出了贡献。那么，为什么我没有权利让我的家人来到这里，保障他们的安全呢？”
自去年10月7日以来，澳大利亚已向将近3000名巴勒斯坦公民发放了签证，其中大部分是600访客签证，即旅游签证。7111份申请被拒。大约1300名获得签证的巴勒斯坦公民已经抵达澳大利亚。
同一时期，澳大利亚向逃离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公民发放了8746份签证，仅有235份签证申请被拒签。
澳大利亚对这一冲突的人道主义反应近期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呼吁联邦政府停止接收来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
他表示，哈马斯仍在当地掌权，加沙人的身份和忠诚度存在不确定性：“我认为目前根本不应该允许来自战区的人入境，这样做是不明智的，我认为这会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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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顿引发关于加沙巴勒斯坦人签证的辩论
这些言论引发了关于全面禁止接受难民是否构成歧视的质疑，并受到工党、绿党、跨党派议员和亲巴勒斯坦团体的广泛谴责。
批评者之一是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Jason Clare），他所在的选区布莱克斯兰（Blaxland）位于悉尼西南部，该选区有大量阿拉伯和穆斯林人口。他邀请反对党领袖与他所在选区的加沙难民会面：
“这些人的家园被炸毁，学校被炸毁，医院被炸毁，有些甚至连孩童也被炸死。来见见他们，看看他们的眼睛，我想他会学到一些东西的。”
但签证审批并不是试图逃离加沙的人们面临的唯一障碍。三个月来，几乎没有人能够离开这块被围困的领土，即使持有获批的外国签证。
5月6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地面进攻，并关闭了拉法口岸。此后，该口岸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澳大利亚外交部在给SBS新闻的一份声明中称，“政府认识到，对于那些在加沙有朋友和家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时刻”。
由于没有明确的途径安置家人，祖海尔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每当收到加沙亲人的短信和电话，他都感到既欣慰又害怕：欣慰的是他们还活着，害怕的是他所爱之人已不在：“我们互道再见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次联系，所以这真的很困难。”
虽然部分签证申请被拒与安全风险有关，但专家表示，大多数签证申请被拒是因为申请人被发现并非真正的游客。
人道主义倡导者呼吁改变签证通道。难民咨询与个案工作服务处（RACS）的高级督导律师艾哈迈德·萨万（Ahmad Sawan）表示，600访客签证并不适合从战区逃离的人群：
“旅游签证有一个附带条件，即申请者需要符合真实临时入境者的标准，而对于许多像他们这样逃离战区的人来说并不太现实。同一个家庭单位的一部分成员会获得签证并抵达澳大利亚，而同一家庭的其他成员在类似条件下申请却因不符合该要求而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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