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公布后，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Jason Clare）几乎立即向议会提交关于对留学生人数设置上限的立法。
这项法案草案近日被听证，让这项法案再次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根据草案，教育部长将被赋予权力，为课程和机构设定新国际学生入学人数的上限，该上限可能是40%。
澳大利亚大学联盟首席执行官卢克·什希（ Luke Sheehy） 在对审查该法案的议会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表示，该法案是出于政治动机。
他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质量诚信修正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仓促出台的政策。澳大利亚大学支持政府维护国际教育部门完整性和可持续性的意图，但我们认为，该法案的起草更像是一个政治烟幕，而不是一个良好政策的工具，因为政府试图在下次选举前在移民战中占上风。我们的主要问题在于这些修正案试图控制我们的大学可以招收的国际学生人数以及他们可以招收哪些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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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草案也有支持者认为，该政策可以有效遏制学生签证被滥用的现象、缓解租房危机，并有可能将海外学生引向偏远地区。
南澳移民代理孙玲女士认为，一方面，她认为这个草案提出的政策可能会损坏澳大利亚教育的国际声誉，而南澳也将受到负面影响。
“南澳的国际教育是我们南澳的第三大出口产业，每年创收大概24.7亿澳元。政府应该从政策鼓励教育出口行业，而不是一刀切地设定一个比例。”
“比如说政府想把学生资源再度分配，能让这些学生能够到偏远地区，促进偏远地区的学生的数量和经济发展，那可能不应该采取一个被动的比例，这个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应该给边远地区更多的一些利好的政策，从根本上来做一些改善和调整，只设一个比例的话，不仅影响的是南澳，影响的是整个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的声誉。”
所以，如果这个政策草案的初衷是为偏远地区吸引人口，孙玲表示欢迎。
“在西方社会，其实小政府、大社会。就是政府在做任何一个决策的时候，要充分听取民意，特别要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包括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行业协会的建议。我觉得这个草案出来，其实很多英文报道用了rush policy来形容，指的是非常冲动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政策。”
“我们就希望后期，政府能够知道这个政策还是没有得到科学的论证，应该找到一个科学的解决方法，然后再进行讨论和调整，做出一个真正的采纳了社会各界的民主化、科学的建议，提高澳洲的教育质量，并且提高澳洲整体的国际教育的一个好的政策。”
南澳移民代理 孙玲
“南澳州政府提出，希望合并后的大学排名会增加，吸引力也会增加，那么，就可能会额外的吸引更多的海外学生。那么这样一个假定可能就会因为这个法案的通过而没有办法实现。我们希望海外学生增加，因为两个大学的学生总人数达到7万人，现在需要额外增加一万三千人。这不到可能是来自于本地学生，本地学生数量是固定的。那么主要是来自于海外学生。”
“那如果说有限制的话，就可能就达不到这个愿景，哪怕我们真正的实现了提高生源数量，或者是增加了大学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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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草案是否会造成澳大利亚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甚至引发经济衰退呢？
邓老师认为，草案只是提议减少国际学生，不是归零。而且教育部长只是可能获得授权，也不一定会使用这个授权或是生硬地执行这个草案。
至于该法案是否是处于政治动机，邓欣认为，海外学生确实成了生活成本上升的“替罪羊”了。
“它确实有政治方面的这个考量，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在过去的12个月，大家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新闻上面有讲生活成本的一些故事，有很多人是发现自己去租房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房价也涨得很厉害。”
“大家直接的想法就是说国际学生太多了，所以呢，工党想引入这个法案，从某种程度来讲，也是说，你们说好国际学生太多了，我就来去用这个方案来限制人数。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海外学生造成大家的住房紧张，海外学生有一点躺枪。当然如果指责别人造成租房危机，别人都可能会反驳。但海外学生相对来讲是一个没有声音的群体，人家怎么说，他们也没有机会反驳，所以我觉得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海外学生就变成了替罪羊。”
南澳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邓欣
本节目仅为嘉宾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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