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4日是天安门抗议事件三十四周年。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八九民运是中国抗议示威活动的分水岭：六四之后，游行示威、民主活动、学生运动此类的关键词成为中国政府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直至2022年底，以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集会行动为标志、中国爆发一系列反新冠封锁抗议行动之前，中国大陆境内几乎难以看到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踪迹。
从六四事件到白纸抗议，有人认为，这是民主火花的再一次重燃，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也有人认为，白纸运动只是民众在危及民生之时的“无奈之举”，难以承担更广义的历史意义。
被“封杀”的民主活动
2023年6月4日，居住在西澳的华人吕睿超有一项特别的日程。
他将走上街头，参加珀斯的六四事件缅怀和纪念活动。
吕睿超是80后生人，在珀斯从事计算机软件工程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也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和新公民运动的参加者。
生长在中国大陆的他对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只有零星而模糊的记忆。
他坦言，直到中学之前，六四事件从未主动浮现于他的脑海。这件事就像记忆的真空地带，成为集体记忆缺失的一块拼图。
当时（六四事件）我还小；第一次了解应该是高中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图片，基本上人生观完全崩塌。而且身边的老师、朋友、同学避讳和你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
直至来到澳大利亚之前，吕睿超和千万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一样，没有任何所谓的“正当”途径去了解六四事件的全貌，只能从一次又一次的“互联网翻墙”中，拼凑出这段尘封历史的只言片语。
而这，也成为一条向往改变的导火索。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后来会在一些大学里面民主沙龙也好，各种各样的社团、研讨会也好，怎样寻找着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出路，对这方面关心的更多一些。”
Credit: Richard Lue
2017年，吕睿超通过技术移民定居澳大利亚。
回顾在中国境内的生活，尤其是2014年之后，吕睿超说，这是一段压力越来越大的日子。
“我们做了很多活动……一旦人数和规模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他（当局）就会联系到你各种各样的负责人，通过各种手段给你打压——包括请你‘喝茶’，如果再不管用，会到你的工作单位，会找你父母或者是亲戚的工作单位这样子，如果实在不行，就会拘留。”
2014年4月29日，在苏州参加完一次纪念林昭的集会活动后，吕睿超被带往当地警局。
Credit: Richard Lue
林昭出生于193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系，在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后来在文革中被枪决。
“我也被抓到公安局里面，然后关了大概整整一天。12、 13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但都是公安局事后找你去核查，事后找你的家人去了解情况，没有直接去当场抓你，但是到14年的时候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一聚集起来那一刻，就里三层外三层被警察围成了一起，把我们每个人所有人都抓到局子里面，单独审问、单独关押。每个人都做了笔录，录了指纹，采集DNA，结束完这些程序之后，他会让当地的公安局的国保队长，把你从苏州市公安局接走。
吕睿超也是大洋洲声援白纸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告诉SBS中文普通话节目，尽管仍然面对着严峻的政治压力——在参加完抗议活动后，他在中国户口所谓在地的亲人时常会有警察上门拜访，而他本人也将或永远无法重返中国大陆——但他认为，延烧全球的白纸运动是华人民主思想被再次点燃的一个标志。
“这是华人民主思想的再次被点燃的过程，他说，我很多年来都没有乡愁了，但是，说可以说，白纸运动突然点燃了我的乡愁。”
打破恐惧和噤声
黄意诚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北大马会——“马克思主义学会”会员之一，也是上海白纸运动的参与者。
2019年，由于参与或支持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数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被抓捕，其中就包括黄意诚在北大马会的同学。
2022年11月27日，他参加了上海的白纸运动，并被当地警方逮捕，但从转运大巴车上逃脱，2023年3月流亡至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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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参加上海白纸运动时的情景，黄意诚说，亲身参与白纸运动，是一个偶然的过程。
“整个白纸运动没人策划，完全是自发的。26号他们在微博上有一些宣传，因为那个时候解封反抗运动必须非常快……要在‘维稳力量’发现之前就迅速组织起来……26号人们就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聚集了。”
“27号晚上我大概在那边声援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我有想过是不是要举一个标语，目前后来我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安全，我什么都没举，我就举了花，还有举蜡烛，但这样的风险也是巨大的。”
Credit: Supplied by Yicheng Huang
黄意诚今年二十七岁。他对于对六四事件的理解，也主要来自“墙外”的互联网世界。
他告诉SBS中文，虽然父辈的一代人很多都参与过六四，但人们极少提起这段历史。
在他看来，白纸抗议与六四事件相似，都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延续。但改变的是，白纸运动让不少人打破了对民运的恐惧与噤声——尽管参与者及其家人的政治压力显然无法规避。
“最大的一点，就是突破了这种恐惧感。我们要追求的就是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要一点点去争取的。”他说。
“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一样，原来所有人都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但当有一个孩子把这句话说出来——国王没有穿衣服，那么所有的人都恍然大悟，他真的就没有穿。中国人是不需要恐惧的。”
“白纸运动难以推动中国社会转型”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是六四后流亡澳大利亚的学者。六四事件爆发时，冯崇义在英国参与了支援变革的民主运动。
2017年，他被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离开中国，他在滞留广州期间每天要接受五小时约谈。
在他看来，在1989年世界共产主义体系崩溃的前夜，六四运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而白纸抗议则是近年中国维权运动和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混合结果。
“八十年代是一个黄金时代，思想解放，所以引起年轻人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也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动，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再加上当时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卷入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大浪潮。”
“所以八九民运是这些力量的大结晶。当时全世界共产党政权没有一个崩溃，当然还没有想那么远，只是说在这个共产党的框架里头去争取民主自由。所以他是跟党内的改革派是有相互呼应的这么一个格局在里头。”他说。
People held white paper to express their protest against Zero-Covid policy in Beijing on November 27, 2022. Credit: Koki Kataoka/AP
在冯崇义副教授看来，2000年初期兴起的维权运动促进了中国内部人权意识的觉醒；而为了加入世界市场，中国在国际社会签订的一系列人权公约则自从外部推动了权利观念的普及。
而这些，都是为后六四时代的谋求制度变革的中国民主运动提供了前置条件。
“当时是最标志的事件就是那个孙志刚事件，催生了新的群体维权律师群体，”他说，“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前些年已经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想运动，核心是人权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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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讲师卓少杰博士表示，同为群众运动，白纸抗议与六四事件的性质有着本质区别。相比之下，白纸运动更具偶然性。
他说：“当一个社会被压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必定需要用某些方式来发泄，至于它会形成怎么样的一种发泄方式，我们不能够预测，但是最后形成了白纸运动，我觉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政治发展。”
卓少杰博士认为，白纸运动并不能算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民主运动。
它是个民生运动，不是民主运动。它在于中国人民他们基于清零政策，对于自己民生的影响……它并不是民主，它并不要求民主。
“它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与八九民运相比完全是两码事。你只能说，白纸运动只是有一种自发性、非常小规模、但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民间运动。”
相似的，冯崇义副教授指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虽然白纸运动可以被视为民众精神的延续和发展，但其“去中心化”的口号和策略难以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任。
它在思想深度和政治目标上对比八九民运是一个提升，但是在组织化层面是巨大的倒退。
“白纸运动的口号是中心化。没有组织，没有形成领导层。如果说降低参与门槛，让很多人都可以加进来，提供某种政治保护，这是可以考虑的。但要把这个运动实施下下去，形成社会变革的力量，如果你不突破组织化这个瓶颈，它是无法担任起推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历史重任的。”
（采访仅为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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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4周年】从天安门事件到白纸运动 中国抗议浪潮能否再次推动社会转型？
SBS Chinese
03/06/2023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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