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来，身在新加坡的Josie一直不停地浏览不同网页，阅读关于维州劳动法的各类说明。
10月24日，她的哥哥Chow Khai Shien在墨尔本市中心送餐时遭遇交通事故，意外身亡。因为疫情，Chow的父母无法申请赴澳签证；而他的妹妹Josie虽有澳洲永居身份，但因家中婴儿需要照顾，也无法来澳，后事只能由工友处理。几周前，哥哥的骨灰才在大家的协助下被寄到马来西亚，以让家人设立灵堂，补办葬礼。
Josie 在电话中表示：陈小军身亡后，一些媒体对这个行业进行了事故报道，但引发的关注依然有限。就她哥哥的案子来说，公司直至目前也仍未对事故作出明确解释和正式赔偿。
逝者家人：只能通过邮件联系公司，至今未获正式赔偿
Chow Khai Shien was killed in Melbourne last month while making a food delivery. Source: Supplied
Josie Chow介绍，哥哥2016年12月来到澳洲留学，到今年刚好四年。留学期间，哥哥一直在不同地方打工，一年前加入外卖送餐平台。由于平台未有效管理送餐员的紧急联络信息， 所以事故发生两天后，她和家人才从马来西亚领事馆得知他的的死讯，
通过新闻，家人看到Chow服务的公司是DoorDash，随后通过记者联系到相关部门。但公司目前只负担了小额抚恤和葬礼费用。但对于后续的赔偿方案，公司至今没有作出明确答复。
在墨尔本后续事宜的处理过程中，Josie和父母都只能通过电话向工友了解情况。由于遗体必须火化后才能运回马来西亚，父母也没能有机会见到儿子最后一面。Josie说：
（哥哥）毕竟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又这么久没有看到，自己一个人在国外做事，但我们连他的最后一面都没有办法看到，这真的很难过。只是生活还是要继续过。
她也告诉记者，直到在处理赔偿事宜的过程中，她才知道外卖员的工作合同并不覆盖保险；而这也让意外后的索赔和诉讼格外艰难。目前Josie也正和律师研究下一步的计划，但她表示：法律诉讼胜算希望并不如大家想象中大。因为行业合同中一开始就不包含保险。针对独立承包商 (individual contractor) 的申诉，公平工作专员 (Fair Work Ombudsman) 能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
同时，由于DoorDash公司一直通过网络平台运作，在墨尔本并未设立正式办公室，公司也没有派专门人员协商赔偿事宜，所以目前Josie和DoorDash公司联络的渠道只有电子邮件，沟通效率不尽人意。
她借节目呼吁其他仍在送餐行业工作的骑手在送餐的时候注意安全，更要看清楚合同内容，衡量自己的情况再决定以怎样的方式工作：
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安全，看清合同条款… 像我哥，因为几块钱的送餐费这样离开，真的让我非常难过… 到现在，根本也没有任何人来保障他的风险。如果他今天没有死，而是瘫痪，残疾，谁又能支付这笔医药费？他在澳洲就是一个人，没有伴侣，这样的情况下就算重伤，海外的父母也很难得到经济支持。
其实，就在意外发生前两个月，Chow才告诉过家人为了更快抢到订单，他刚换了一部新手机。疫情结束后，他就打算买机票回马来西亚。但现在，这部手机已经成为遗物，他也不能再回到家人身边了。
逝者好友：当意外受伤和超时工作成为行业日常
Kay（化名）是Chow生前的朋友。她服务的EASI公司最近也发生了外卖骑手意外身亡的事件。
而据Kay说，受伤，超时工作，都是这个行业司空见惯的现象。她每天基本也是从上午8点工作到晚上8点，如果单量允许，甚至会工作到午夜12点，而这显然已经超出了维州公平工作申诉专员（Victoria Fair Work Ombudsman）所规定的单周38小时的最长工时。
然而，在合同工作的合约限制下，骑手们并不能申请获得超时工作补贴，餐补费用也需要由自己全权承担。同时，公司也不提供保险，养老金和送餐需要的交通工具。
据SBS此前报道，由于抢单制度的设计，骑手在交通过程中常会与车辆发生刮蹭，导致受伤。Katy自己也在送餐过程中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自己认识每位骑手都经历过类似程度的工伤，但每个人都没有获得过任何赔偿：
有一次路上发生事故，我在家里躺了将近三个月。我没有办法负担我的医药费，只能买一些药回去自己擦。那一次我跌得很严重，连自行车都没办法骑回去，那时候觉得自己非常辛苦，心很冷。送餐公司什么都没有提供只问我‘餐有没有洒？我联系顾客。’他们不能给你任何医药补助，都是自己负责。
Chow意外身亡后，许多骑手自发协助后事处理。按照华人习俗，他们给了Chow家人通过微信送了白包和礼金，表达哀悼。Kay说，虽然Chow的事件也被一些媒体报道，但行业和家属真正获得的关注却仍然十分有限，公司也没有对事件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他们太不关注这件事情了，我们送餐的人每天都在都在路上走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无论什么国家，什么国籍。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没有人关注，让我觉得很伤心。
行业问题由来已久，法规制定为何艰难？
事实上，外卖送餐服务的员工待遇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早在2018年，SBS普通话节目就报道过此类公司对员工的待遇不公问题。但当时，包括Uber，EASI在内的外卖平台都未对相关问题给出直接答复；直到今年，零工经济 (gig economy) 时髦表象下的严重问题又一次暴露。然而，就在今年7月，DoorDash的CEO Tony Xu才在一份公关声明中表示，公司将与澳大利亚运输工人工会签署一份‘前所未有的’协议，承诺为外卖服务业者购买保险。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一协议仍然未真正落实到员工合同签订和意外伤害赔偿中。
保险对骑手们有多重要？据2019年运输工人工会的调查显示，将近三分之一的送餐员曾受过工伤，71%的送餐员表示，他们非常担心自己会在工作中受伤或者意外死亡；更有超过70%的送餐员明确表示希望能得到雇员合约，而非作为独立承包商工作。员工反映，随着时间推移，送餐的单位收入会减少，许多员工每小时的收入甚至低于10澳币。
记者查阅维州公平工作专员网页，发现网页实际对“雇员”和“独立承包商”做出了在工作时长 (hours of work) 和工作期望 (expectation of work) 方面的区分 —— 雇员工作有固定时间，工作需达到一定标准；而独立承包商则不受此限制。这样的定义实际隐藏了极大的暧昧空间。例如，在外送行业的实际运营中，许多普通外卖骑手的工时已经可以超过正常的全职雇员。骑手在采访中也表示：顾客的评分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工作标准的规范化管理，评分高低与未来单量直接挂钩。
与此同时，对于此次事故身亡的陈小军，Chow Khai Shien这样的移民骑手来说，语言也是了解权益的一大障碍。记者尝试注册成为几个主要外卖平台的送餐员。结果发现，DoorDash， Uber Eats只提供英文注册，唯一提供中文注册的EASI也仍然选择用英文显示数千字的合同信息。数百条庞杂的条款，许多非英语母语的移民骑手基本不可能完整阅读。
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墨尔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Isabel Lu。近年来，她持续关注科技与公共利益的问题。她说，近期外卖行业暴露出的问题正是二者交集的灰色地带。Isabel Lu认为：未来政策制定的重点和难点有二，一是要对外卖送餐服务的复杂性质有一系列明确的界定；二是要明确：解决问题不只是需要某个行业内部改变或外部管控，而是需要社会协力。外卖送餐服务的确是一种新兴的经济形式，权责分配也比较复杂，很容易导致各方互相推诿责任。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后，更需要社会协力解决问题。毕竟，每起事故后受损的依然是底层员工；最后导致的经济，精神损失和各方矛盾也依然也要由全社会买单。
她也介绍：
对于零工经济的问题，其他国家已经出台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法规。比如美国加州今年生效的AB5法案就规定Uber Eats和Lyft这样的公司将员工纳入正式雇员，以给工人确定性和基本保障。同时，政府也需要考虑建立专门的职能部门系统性地管理新兴科技下的行业问题，而非像现在这样，把一个问题分散到不同部门进行处理。
此外，澳大利亚学者Andrew Steward和Jim Stanford也在早前的研究中指出，澳洲尤其需要通过判例，扩大现行劳动法效力；明确对“雇佣关系” (employment)，“雇员”(employee) 和“雇佣者”(employer) 等概念的定义。同时，应当考虑将包含送餐员在内的各类以独立工作者纳入雇佣关系范畴内，这样更符合目前行业革新的情况，也更能保障个体权益。
据悉，新州工作安全部 (SafeWork NSW) 已经宣布对外卖送餐平台开展六项调查；9月底在悉尼意外丧生的弗雷迪（Fredy）家属也已向其所属的Uber公司提出超过83万元的赔偿要求，判决结果或会成为零工经济赔偿的第一则判例。但行业现状是否能就此改变，移民劳工权益是否能得到覆盖，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此刻，外卖员依然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飞驰。
他们的未来如何，需要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社会大众对他们权益和行业问题的更多关注。
(作者Joyce Cheng为SBS中文普通话特约记者，本文系SBS原创内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如需内容合作，请来函联系：Mandarin.Program@sbs.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