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简单，今年两件事情让美国与西方国家对联合国比较不爽，一件是疫情上，联合国下属机构WHO的表现，以及与中国的暧昧关系让美国与西方国家颇有意见；另一件则是中国于4月1日获任命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除了邀请纵火者加入消防队之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还干了一件坏事，因弗洛伊德事件谴责美国警察暴力——此前几十年，无论是就中国文革还是六四事件，这个委员会一直保持沉默。
由于与美国渐行渐远，联合国财源与执行力都成了问题。
联合国与美国渐行渐远背后的中国因素
从世纪之交开始，联合国与美中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
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其实最初是美国帮助得到的。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无论是人权、国际贸易、台湾问题还是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双方都难以契合，但还是确定了接触与合作为主调的两国关系。1989年天安门事件一度动摇了这种脆弱的关系，老布什政府暂时中止了对华经济援助和军事关系，减少官方接触。但这段时期很快过去，在老布什派出特使秘访中国之后，关系缓和。此后，克林顿和江泽民着手推进当初所构想的长期接触的“伙伴关系”，“接触”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基于所谓“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然互补”论断，来提升两国之间经济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度。这一策略基于一种理论，即社会和经济相互依存产生的互惠将减少战争的可能，产生持久的和平。接触政策的主要策略，就是“将中国纳入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几乎加入了所有的国际机制和组织，全面融入战后的国际秩序中。但是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会质疑某些国际秩序规范，有选择地违背或遵守规则，试图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钻国际体系的空子。
这些，在中国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以前，在联合国内还比较克制。自从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因此开始购买影响力。这种购买影响力最初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的前身）试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功能是监督世界人权状况。从1992年第48届会议起，成员增至53个，实行会员国轮换制。这一制度为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提供了制度上的缝隙，一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例如古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和津巴布韦等国，都赢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中国不仅与这些国家结成了反人权批评的非正义同盟，还通过经济援助等方式与非洲、拉美等会员国结成了利益同盟，多次成功地阻止了对中国等国人权状态的批评。在中国操控下，美国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好几次未被通过，苏丹、津巴布韦等国家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践踏人权的问题，但该委员会却成功地阻止了对这些国家的批评。真正倡导人权观的国家在这里反而成为受孤立的少数。上述暴政国家在人权委员会赢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是法国支持中国纠合许多人权纪录恶劣的会员国，利用2001年5月3日该委员会成员国改选之机，将美国排挤出人权委员会。
人权委员会堕落成暴政国家践踏人权的俱乐部，让世界许多著名的人权组织愤怒不已，指责声音四起。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下， 2005年4月7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提出一项要求改组人权委员会的提议，指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能胜任自己应尽的义务，破坏了整个联合国的形象，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废除这个病入膏肓的机构，重新建立新的人权机构，恢复世人对联合国的信任。这个新的机构就是2006年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当时美国拒绝参加，最后在英国等竭力劝说下，才勉强留在这个机构。
中美角力之下，联合国的目标日益虚化
联合国成员国共193个，这些国家有西方民主国家，还有一些形式上民主，但实际上多少具有威权性质的国家（亚洲、拉美、非洲均有），还有中东一些宗教独裁国家，美国处于强势时，向外推行民主制，联合国不得不配合。但等到中国用金钱在世界范围内购买影响力时，联合国不再是推行美国外交政策与价值观的工具。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经常行使一票否决权。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更是与俄罗斯六度联手，让联合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无所作为，终于酿成后来的中东乱局，难民问题影响世界。
美国早就对联合国不满，最早公开表态的就是最近与川普闹得沸沸扬扬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博尔顿对联合国的基本否定态度，他的思想与态度，我在《博尔顿：生不逢时的全球战略家》（原载SBS，2019年9月16日）一文中有介绍。早在1996年，博尔顿就公开发表《联合国的创立与兴衰》（The Creation, Fall, Rise, and Fall of the United Nations）一文，直接表达过对联合国的看法。他指出，美国没有任何义务支持联合国的各项计划，联合国只有在维护美国核心利益方面，才是有用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川普才看中他，提名他当国家安全助理。
再具体到中国问题上，中国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所依据的一些假设，比如市场、私有制、自由贸易的作用并不认可，而是主张国家控制与政府干预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些人将这一更重商主义的方式称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与美国支持的“华盛顿共识”形成对比，还得到美欧等国不少人的赞同，形成竞争之势，这点确实让美国感到威胁。美国的世界领导责任，不仅在于出钱出力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在于它具有的“民主灯塔”作用，改善非民主国家的人权状态是其使命，否则，美国付出如此巨大的金钱就意义不大。这种看法在美国一直存在，川普无论是在大选中还是在入主白宫之后，对联合国没少批评，他甚至指责联合国"不与民主为友，也不是自由的朋友，甚至不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朋友，却把家安在美国。"成为总统后的特朗普，对美国每年承担的联合国费用极为不满。2017年4月，他表示："我们美国只是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的一个，却负担22%的联合国常规预算和近30%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费。这不公平。"
失去美国，联合国不再有执行力
川普入主白宫之后，先后退出的国际条约与机构计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2017年1月23日废除）；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15年底签订， 2017年6月退出）；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院声明退出）；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年5月8日）；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8年6月19日）。
除了TPP之外，其余每宣布退出一个，就意味着这个机构少了一大财源。今年已经宣布停止继续资助WTO，何时恢复不知。
美国退出的原因说来复杂，但其实就一个：如今的世界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75年以前成立联合国之时，联合国本身功能的变异，已经完全不能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而联合国过去之所以有影响，就在于美国不但出资金，还出动人力物力支持联合国的重大决议。一失去美国支持，联合国不再有执行能力。
联合国必须正视一点：1945年6月，创建联合国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框架，是适应当时的国际形势需要，如今世界局势发生很大变化。
在这75年当中，世界经历过许多大事件，朝鲜战争结束后的长期冷战、60年代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国家在1968年巴黎红五月之后的左派运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经历了高潮又再到低潮，联合国现在只剩下几个主要功能：永久性地非洲扶贫；就永远无法解决、但耗资巨大的所谓气候变化问题年复一年地扯皮；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地收留战乱国家的难民、贫穷国家的经济移民，最后永久性地改变了这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态，种下这些国家的内乱之根。联合国的几个主要创始国美国、英国等最后发现，通过联合国，不仅无法推行本国的外交政策，只剩下掏钱这个功能。
与此同时，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越来越弱，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当然主要是金钱购买，这种购买与美国不同，美国的会费与承担的各种费用是多年形成的规则或不成文规则，美国拿得再多，世界各国视为理所当然；而中国的购买，则是规则之外的“恩赐”，受益的机构与国家都心知肚明这是附带政治条件的一次性买卖，如果不为中国提供中国想要的，就没有第二次机会。川普多次埋怨说，中国付给WHO的资助不及美国十分之一，但WHO却一切都听中国的，就是不明白（或者说没说破）这二者之间的差别。
世界没有不灭之国，也没有永生的组织与机构。时至今天，联合国如果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将中国的影响限制在合理范围内，想继续维持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经费大头，却让中国在联合国大展“鸿图”，让庞大的联合国官僚集团坐在那里每天讨论“气候变化、全球健康、非洲扶贫、接收难民”，就必须面对已经存在的财政危机，直至生存危机，因为国际社会完全可以重新建立一个更廉价高效的组织来替代臃肿低效、行动迟缓的联合国。
作者：何清涟，中国经济学者，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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