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确诊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怕的消息。一项新分析表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取决于他有多少钱以及居住的地方。
在澳大利亚中年人群中，癌症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占 45 至 64 岁人群死亡总数的 45%。
在刚刚发表于《卫生经济学》（Health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我们研究了澳大利亚各地死亡率的不平等现象。正如在其他地方发现的那样，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群体死亡率最高。
长期以来，这一衡量收入、就业和教育程度的指标一直被认为与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及其“缓冲”健康状况负面影响的能力相关。
我们研究的新发现是，2016至2018年，生活在澳大利亚最贫困地区的中年男性死于癌症的几率，是生活在最富裕地区的中年男性的两倍；如果是女性的话，这一几率则为1.6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越来越大，从2001年到 2018 年扩大了34%。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各地癌症死亡率都有所下降，但与最贫困地区相比，最富裕地区的癌症死亡率下降幅度更大。
在我们的新分析中，我们研究了所有年龄组所有男女死亡人数和因特定原因死亡的人数。我们使用了澳大利亚健康和福利研究所提供的死亡登记数据以及有关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口普查数据。
我们通过两种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对全国各地进行了研究。这两种指标是澳大利亚统计局的相对社会经济劣势指数和当地贫困住户比例。无论使用哪种指标，我们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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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澳大利亚中年群体方面的新发现非常突出，因为死亡率的不平等在很长时间内都相对稳定，而大多数其他年龄组的死亡率则都在下降。
在 15至24 岁的澳大利亚年轻人中，我们可以看到死亡率在下降；由于贫困地区道路死亡人数的下降幅度更大，在死亡率中出现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缩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距？
我们还研究了澳大利亚中年人死亡率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我们的研究表明，获得医疗保健的不同途径可能是一个原因。有两项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
首先，当我们将城市地区与更为偏远的地区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不平等增加（低社会经济地位和高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对于女性来说不那么明显，并且对于男性来说也没有出现。
这表明，差距扩大是因为我们最贫困的区域和偏远地区的死亡下降幅度较小。换句话说，那里的改善进展较慢。
其次，从2001年到2018年，澳大利亚富裕地区的人均医生数量一直高于贫困地区的。
在过去的20年里，医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然而，获得新药物和治疗方法，通常只有在与如全科医生或专科医生的咨询后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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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在较富裕的城市与较贫穷的地区和偏远地区之间存在着医疗服务的不平等，这很可能导致不同群体从医学进步中获益的程度不同。
特别是在癌症方面，造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癌症死亡人数差异的因素之一是筛查和治疗方案的有限性。
我们并不能断言，贫困和看病难这两者与健康状况差和死亡率高有关，但这肯定值得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需要更多分析
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极大影响了癌症死亡率的差异，但我们需要更全面分析健康的各种社会决定因素是如何导致这些不平等的。
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当地地区的社会和环境特征、健康行为和癌症意识、收入或收入不平等。未来的研究应该探讨是否在癌症诊断方面也有社会经济差距的体现。
同样重要的是，要探讨一些筛查计划和早期检测补贴计划等等如何能够缩小这些差距。
最后，政策制定者应该注意到，与新冠大流行有关的筛查延迟和医疗保健可及性的变化，有可能会加剧这些健康不平等现象。
本文作者：
卡迪尔·艾塔莱（Kadir Atalay）
悉尼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丽贝卡·爱德华兹（Rebecca Edwards）
悉尼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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